《周文文集》后记

四卷本《周文文集》即将付梓,作为周文的子女和本书的编者,此时我们的心情真是欣喜而激动。

我们孩提时便与父亲聚少离多;他去世时,我们有的尚年轻,有的还太小,所以对他并不线年代初,周文的著作开始出版,我们是在读了他的书以及有关他的研究和回忆文章后,他的形象才在我们心中逐渐清晰、丰满和高大起来。父亲23岁离开四川参加革命,45岁在北京逝世,他的革命生涯虽然才20多年,但无论是作为革命家还是作家,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他为革命、为人民大众、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子女深深敬佩的。

父亲年轻时是受到过鲁迅先生培养和关怀的青年作家,虽然后来因工作繁忙而停止了文学创作,但正如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杨义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小说创作历史不长,却以丰厚而特异的生活积累,于三五年间迅速成为艺术高手的作家。”父亲曾观点鲜明地表示:“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作者所应该遵守的一个创作上的铁则,就是应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把十年前的经验和提示‘画’下来保存一点历史的真实,想来并非全无意义。”这就是他创作小说的动机和原则。父亲从小生活在西部边陲乡镇,十几岁时就在军阀部队当文书,目睹了军阀混战状况下社会的丑陋和黑暗。这样的经历,赋予了他独特的小说题材,也形成了他的创作风格。杨义先生评论说:“他是以沉重峭拔的笔触,画出川康地区人间百相图、画出‘边荒一隅’的满纸沥血的素描而镌刻在人们的印象中的。”父亲小说的这一特性,确立了父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父亲和母亲还共同担当着我党的地下工作。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白天要设法摆脱密探的盯梢,深入工厂、学校做基层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夜深人静时又要刻蜡纸、印传単。他们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上海远东反帝大同盟会议”的秘密筹备工作、宣传工作和保卫工作;担任党中央驻上海联络处的政治交通员,来往于西安和上海传递党的文件;安排人员护送被营救出狱的丁玲平安到达延安;替鲁迅先生采购火腿、香烟和羊毛围巾,并交西安秘密联络处转送党中央毛主席;秘密掩护受伤的王稼祥直至其离沪赴前苏联治病……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父母亲都能出色地完成,表现了员的坚定信念和优秀品质。

1937年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接受党组织的指示,离开上海回到成都,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市政府谋了一个职位作为掩护,广泛结交文化界进步人士,积极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与沙汀等人将在成都的作家、教授联合起来,成立了成都文艺界联谊会,并利用联谊会这个平台,推动出版抗日文艺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父亲在成都还主编或编辑了报纸副刊和刊物,如《新民报·国防文艺》《四川日报·谈锋》《文艺后防》《捷报·文岗》等,写了大量杂文抨击日本侵略者,发动大后方的群众积极投入抗战,把成都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促进了成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月,父亲力排的种种干扰,在冯玉祥将军和老舍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举行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并任大会主席,他还是该协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与他人共同创办了该会的会刊《笔阵》。文协成都分会的成立是父亲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成就,充分体现了他在实践中理解并贯彻党的政策精神的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灵活机智的处事能力。

1940年初,父亲到达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一到延安,就被增选为文协延安分会的常务理事,负责总务部工作,同时担任该会会刊《大众文艺》主编。不久,他受同志之托,创办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边区群众报》等通俗读物,为延安的文艺大众化打开局面。

“文艺大众化”对于父亲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左联”时期,他就响应号召,将前苏联名著《铁流》和《毁灭》改编缩写成大众易读易懂的章回小说,成为文艺大众化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发表多篇文章,参与关于“大众语”的讨论。他强调:所谓大众化就是要使民众能“看得懂、说得出、听得惯、写得来”。回到成都后,父亲继续进行文艺大众化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他在文章中写道:“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的生活浸到救亡工作中去,真切地去感受和了解大众的生活、要求和希望,汲取新鲜的养料,说出大众真正要说的话。”他身体力行,将自己搜集的四川民间文学进行改编,其中有儿歌、童话、民歌等。他还积极提倡创作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在充满了民主政治氛围的延安,父亲推行文艺大众化更为得心应手。在他的领导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边区群众报》无论是新闻时事还是通讯评论,都写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改变了昔日只有知识分子才读报的局面,使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大大提高了当地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咱的报纸”,从而有力地推进了边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蓬勃发展。随后他又相继创办了《大众习作》《大众文库》《大众画库》等刊物,形成了一个大众读物的系列。

父亲的工作,得到同志的充分肯定。毛主席亲笔给他写信:“周文同志:《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在大众读物社成立一周年之际,父亲亲自编辑了《大众工作研究》,全面总结大众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在该书上发表了《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和《大众化的写作问题》两篇文章,前者深入分析、研究、总结了“左联”成立以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后者详细阐述了大众化写作的内容、语言、形式、技术等。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父亲对鲁迅生前曾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传承、理解、创新和总结,这也是父亲的不平凡之处。

在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父亲还有一项影响深远的创举,就是推进公文改革。早年接触政府公文的经历以及推行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使他决意要彻底废除等级制的、反大众的、形式主义的旧式公文,建立民主性的、大众性的、科学性的白话文新式公文。他还致信毛主席,提出了改革文风、反对党八股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1942年初,父亲设计的新公文程式经边区政府的讨论修正得以推广运用,后经不断修订、完善,沿用至今。

由于工作繁忙,父亲自己没有时间写小说了,便以自己的经验培养青年作者。马烽、西戎就是在他的帮助指导下写成了通俗小说《吕梁英雄传》。马烽曾问他:“以前写过那么多小说,现在为什么不再写了?”他回答:“党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我不能扔下这么多急需要办的事去写小说啊!我已积累了不少素材,等抗日战争胜利后,还是要写小说的。”可惜父亲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为文艺大众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被后人誉为“文艺大众化勇敢的开拓者、有力的组织者和大胆的实践者”。

丁玲曾说:“周文同志既是以同志为旗帜的党的事业中的一个坚定顽强的战士,又是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左翼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埋头实干的作家。”而就是这样一个忠诚于党的战士,在上世纪50年代初被无端地卷入一场派系纷争,精神上受到摧残,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即使这样,他还被人诬陷为“自杀”,他曾为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全都被一笔抹煞。所以在他死后的20多年中,周文这个名字在我党的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销声匿迹了。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1975年10月30日,毛主席亲自批示为父亲平反,中央组织部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和党籍,并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此后,我们的母亲郑育之不顾年迈体弱,开始搜集、整理父亲的著作和文论。她多次进北京,下四川,走陕北,去安徽,奔波于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之间,查阅那些几十年前的报刊、杂志和文件,走访父亲各个时期的朋友、战友和同事,挖掘有价值的史料。在这期间,我们惊喜地发现,许多父亲的友人并没有忘记他,资料搜集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周文选集》(上下册);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周文选集》(单册)。从此,周文这个名字又重新被人提起、被人重视,丁玲因而在为《周文选集》所作的序中感慨:“这不仅是一件难得的宽慰,更是证明这历史变化的艰难与伟大。”

1994年11月1日,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众文学学会、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陕西日报社、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以及父亲的家乡四川雅安市和荥经县委等十几家单位共同发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向世人昭示了父亲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也开启了我国文学界、史学界对周文作品研究的序幕。不久,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周文代表作》;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专门设立了周文研究专业委员会;在父亲诞辰90周年、95周年、100周年之际,上海、西安、北京、四川雅安都分别召开了纪念会及学术研讨会。在这些学术研讨会上,我们看到研究周文的人越来越多,全国不少高校的教授如刘传辉、温儒敏、李怡、王富仁、陈方竞、胡国强、苏光文、苏志宏、郝丹立、王吉鹏等亲自撰写有关论文,许多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导师的引领下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从而使对周文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高潮,周文的人品和成就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在编辑这套《周文文集》(四卷本)时,我们常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大明先生。30年前他编辑了两个版本的《周文选集》,这次《周文文集》(四卷本)的出版又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姚枫、王仲清、王锡荣、李浩、吴福辉、李今、张岚、张小红、李忠全、郭林、王莹、杨锦章、潘颂德、孔海珠、陈青生等一批学者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对周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还有父亲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们真实感人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我们借此机会要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还要提到的是周文的外孙女婿胡发云,他是一位知名作家,多年来研究周文不断,走访四川老家的亲友和周文的同事,每次研讨会他都能拿出有分量的论文和新的研究成果,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2009年末,我们将父母的骨灰分别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中接出,合葬于上海西郊的一个公墓。他俩在上海相识相爱,分别半个多世纪,最后一起安息在上海。墓碑上,刻有张爱萍的题词:“人民作家,大众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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